宣天

       我是標準的辦公室替代役，每天朝八晚五，週休二日。服務地點在基隆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，這裡是個很特別的地方。大部分的時間，我做著簡單的秘書工作，但透過這些工作間接接觸不同的家庭故事與遺憾，也為一些人受到幫助、由危轉安而高興；在這裡，我認識了一群試著幫助受害者走出困境的社工，雖然他們的工作常會陷入家暴、性侵害的烏煙瘴氣中，但彼此之間總是相互扶持、吐槽，一起打球，營造出良好的工作氣氛。
       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登記保護案件通報表，在登打的過程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案件，小至發生口角吵到叫警察；大至遭受嚴重肢體暴力，需要緊急安置。登記完請社工們簽收時，我會加上一兩句對案件的評語，例如：「這是高危急案件(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分數大於八分)。」、「這件看起來還好。」、「老人要出院了需要找護理之家。」、「這件是喝酒吵架。……」，而社工的反應也不盡相同，有些個案是熟客，略帶無奈地說：「他們又打起來了，已經處理好幾次了。」有些可能因為最近工作量較大，會崩潰地說：「怎麼又來一案！」也有些社工習以為常了，什麼也沒說。
      有一次，一位外籍老師被同居人打，外籍老師表示自己不會說中文，負責的社工就請我打電話用英文詢問個案現況、是否需要幫助？我把要問的問題在心中用英文想了一遍，查詢不常使用的相關單字，做好心理準備後，我鼓起勇氣播打電話，靜靜地等待對方回應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電話沒有接通。十分鐘後，我又嘗試一次，依舊連絡不上。雖然沒聯絡上，但我還是用社工的手機傳了一封英文簡訊詢問他需不需要協助？不知道最終他是否受到幫助，但希望他知道即便身處異地他鄉，他仍被這個社會所關懷，而且願意跨越語言屏障伸出援手。
       而從社工的口中，我也感受到社會扭曲的一面。一位社工陪家暴受害者到法院開庭，進行離婚訴訟。結束後，加害者的媽媽非常不高興，當面指責社工：「妳怎麼拆散別人的家庭？我自己也是被先生打了二三十年，還不是都忍過來了！憑什麼媳婦不能忍？」社工聽完非常憤怒，覺得個案的婆婆不可理喻，但為了避免節外生枝，她強忍怒氣、沒有辯解。曾經，加害者的媽媽是受害者，如今卻將家暴合理化，令人聽了不勝唏噓！倘若過去婆婆受暴時，有警察、社工介入幫助，或許婆婆能更健康的看待家庭，不至於將暴力合理化，甚至能告訴自己的兒子這樣是錯的。
       偶爾，即將被安置的小嬰兒會被抱來辦公室等待家屬會面，在辦公室的我，會協助抱著並安撫還不會認人的嬰孩。看著他們熟睡的臉，內心也被這小小的生命療癒了，雖然不知道他們未來會如何？但我知道生命本身有無限可能。或許他的原生家庭有自己的難處，或許只是不負責任，希望這些孩子能被社會的安全網接住、平安長大。
       來到社工科，看到許多社會的陰暗角落，也看到社工們在他們能力所及的範疇，盡力幫助有需要的人；這一群社工像黑暗中的一盞盞燈，照亮社會上相對弱勢的受暴婦女、兒少、身心障礙者、老人們。在當替代役的這一年中，雖然在事業上暫時停滯，卻看見社會上的不同風景，同時，期許自己能適時伸出幫助的雙手，成為一根照亮別人的蠟燭。